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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廷傑教授:道安對譯經事業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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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安對譯經事業的貢獻

韓廷傑

道安俗姓衛,常山扶柳(今河北省正定県南)人。生於晉懷帝永嘉六年(公元312年)。出身於書香門第,幼喪雙親,被表兄孔氏收養,七歲讀書,五經文義,已稍微通達。十二歲出家為僧,非常聰明,但外貌丑陋,不被師父看重,讓他到田園干活,長達三年。他辛勤勞動,毫無怨言。他精進努力,齋戒無缺。數年之後,才向師父要求念經。師父給他《辨意經》一卷,有五千多字。道安攜此佛經到田地干活,休息時抽空閱讀。晚上回來後,把佛經還給師父,又要另一本。師父說:“昨天給你經了,你不讀,今天又來要經。”道安說:“昨天你給我的經,我讀過了。”師父有疑,不相信他說的話。又給他《成具光明經》一卷,不到一萬字。道安像往常一樣,攜書到田,抽空閱讀,晚上回來還給師父。師父讓他復述,竟然一字不差。師父大為驚異,對他特別敬重。後來,讓他受具足戒,正式成為一名比丘,讓他外出游方參學。至邺,入中寺,遇佛圖澄。佛圖澄很贊賞他,與他談話一整天,別人見他其貌不揚而輕視他。佛圖澄對他們說:“這個人有遠見卓識,你們比不上他。”因而拜佛圖澄為師。佛圖澄每次講經,都讓道安復述。有些人不服氣,故意刁難他,提些怪問題,他都能挫銳解紛,行有余力。當時人們都贊歎說:“漆道人,驚四鄰。”⑴“道人”是指出家人,和尚。“漆”是說道安長的黑。

道安聲望不斷提高,四方學士競相前來拜師,受業弟子有法汰、慧遠等五百多人。後遇石氏之亂,道安感到天災人禍,率眾入王屋女機山,不久後又渡河至陸渾(今河南嵩県東北),山棲木食修學。不久後,慕容暐攻河南,道安等南投襄陽,行至新野(今河南西南),道安對弟子們說:“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化之體,宜令廣布。”⑵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見。道安派法汰等去揚州,派法和等入蜀,道安率弟子慧遠等至襄陽。習鑿齒聽說後,前來拜訪,坐穩後說:“四海習鑿齒。”道安回答說:“彌天釋道安。”⑶ 習鑿齒曾給謝安寫信說:“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伎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群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群書,略皆遍觀,陰陽算數,亦皆能通。佛經故最是所長,作義乃似法蘭、法祖輩,統以大無,不肯稍齊物等智,在方中馳騁也。恨不使足下見之,其亦每言思得一見足下。”⑷由此可見,道安不靠神通,不以勢壓人。而靠廣博的學問,靠高尚的道德行為,統率大眾,受到當時人的贊美。苻堅素聞其聲,常說:“襄陽有釋道安是名器,方欲致之,以輔朕躬。”⑸苻堅攻破襄陽,道安、習鑿齒被擒,苻堅說:“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⑹從此以後,道安住長安五重寺,僧眾數千人,大弘法化。建元二十一年(公元365年)二月八日卒,葬於五重寺內。

道安既是佛教領袖,又是佛教學者,對中國佛教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組織譯經

道安對原有的譯經很不滿意,《出三藏記集》卷十五《道安法師傳》記載說:“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義隱沒未通。每至講說,唯敘大意,轉讀而已。”⑺原有的譯經,經常出現錯誤,佛經的深奧義理表達不出來。致使道安講經說法的時候,只能講個大概意思,不能細講。《出三藏記集》卷八載有道安寫的《摩诃缽羅若波羅蜜經抄序》談到他講《般若經》的情況:“昔在漢陰十有五載,講《放光經》歲常再遍。乃至京師漸四年矣,亦恆歲二,未敢墮息。然每至滯句,首尾隱沒,釋卷深思,恨不見護公、叉羅等。”⑻道安在襄陽(漢陰)十五年,每年講《放光般若經》兩遍,到京師長安快四年了,仍然堅持每年講兩遍,從不懈怠,經常遇到“滯句”、“隱沒”之類的情況。恨不得拜見《光贊般若經》的譯者竺法護和《放光般若經》的譯者無羅叉,向他們請教。

以上遭遇,使他下決心參與譯經。道安本人不懂梵文,不能親自譯,但憑他佛教領袖地位,可以組織譯經。道安在長安的七年當中,主要任務是組織譯經,並為譯經寫序,《出三藏記集》卷六、七、八、九、十五卷收錄道安寫的經序十四篇。經過長期的翻譯實踐,他總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譯原則。具體反應在他寫的《摩诃缽羅若波羅蜜經抄序》中:“譯胡為秦,有五失本也:一則胡語盡倒,而使從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經尚質,秦人好文,傳可眾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經委悉,至於歎詠,叮咛反復,或三或四,不嫌其煩。而令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義說,正似亂辭,尋說向語,文無以異。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將更傍及,反騰前辭,已乃後說。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般若經》三達之心,覆面所演,聖必因時,時俗有易,而刪雅古以適今時,一不易也,愚智天隔,聖人叵階,乃欲以千歲之上微言,傳使合百王之下未俗,二不易也。阿難出經,去佛未久,尊者大迦葉令五百六通迭察迭書。今離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羅漢乃兢兢若此,以生死人而平平若此,豈將不知法勇乎?斯三不易也。涉此五失,經三不易,譯胡為秦,讵可不慎乎!正當以不聞異言,傳令知會通耳,何復大匠之得失乎?是乃未所敢知也。”⑼

“五失本”是說有五種情況可以允許漢語譯文與梵文原典不一致:一、從語法上考慮問題,梵語往往是倒裝句,一般來說是把動詞放在後面,如果死譯,漢語不通,所以漢語譯文應當服從漢語的語法形式,方成通順譯文。二、一般來說,梵本佛經都很質樸,但中國人喜歡漂亮文雅的漢語。為了迎合中國人的這種喜好,佛經譯文一定要修飾。道安提出這一原則,和他所處的時代以及他個人的愛好密切相關。《出三藏記集》卷十五《道安法師傳》記載說:“安外涉群書,善為文章。長安中衣冠子弟為詩賦者,皆依附致譽。與學士楊弘仲論詩風雅,皆有理致。”⑽道安不僅熟讀佛教經典,也喜歡讀佛教以外的書籍,很會寫文章,文筆很好,文學造詣很深,常與學士討論寫詩問題,發表的意見很在行,很有道理。三、梵本佛經當其表達感歎、歌頌或叮咛的時候,行文原原本本,十分詳細。再三重復,不厭其煩。這不符合中國人的習慣,中國人寫文章,喜歡簡潔明了。為了迎合中國人的愛好,所以在翻譯的時候,要把重復的部分刪除掉。四、梵本佛經,往往以長行把問題說明以後,再用頌文進行總結,此稱“義說”,很像是中國韻文的韻語。從內容來講,頌文與長行無任何區別,這種情況很多。翻譯為漢語的時候,要把重復部分刪掉。五、前文已經把所要講的問題都說清楚了,在後文論述其他問題的時候,又要涉及前述問題。在此情況下,梵本佛經往往出現重復。在譯為漢語的時候,要把重復部分刪除掉。

“三不易”是說有三種情況,使佛經翻譯感到很困難,很不容易:一、《般若經》等佛經,是具三明(三種神通)之佛所說,是佛出廣長舌所宣講。聖人說法因時而宜,因人而宜,把這種典雅的古文,翻譯為適合今人的語言,這是第一種不容易。二、佛教經典的作者佛(說經)、菩薩(造論)都是智者,我們凡夫卻很愚昧。佛、菩薩都是聖人,我們是凡夫俗子,相距甚遠,不屬於一個層次。聖人說的話深奧難懂,時間又相距甚遠,翻譯為適合當今俗人閱讀的經典,這是第二種不容易。三、第一次佛教結集時,阿難背誦出佛說的經,離佛涅槃不久,尊者大迦葉讓五百名有六種神通的阿羅漢互相審查,互相校對,書寫。現在距此已經有一千年了,用現代人的意向進行衡量,那些阿羅漢們是那樣的有智慧,處於生死輪回中的有情眾生又是這樣的平庸,怎能不知傳法之難呢?這是第三種不容易。

道安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譯經原則,是要告誡時人,在翻譯佛經的時候,肯定要遇到很多困難,很不容易解決。所以要慎之又慎,千萬不可草率行事。把印度人的佛教理論介紹到中國來,讓中國人理解,沒有“五失本”怎麼能行呢?

道安的譯經理論影響巨大,姚秦鸠摩羅什譯經的時,其助手僧叡   非常推崇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予既知命,遇此真化,敢竭微誠,屬當譯任,執筆之際,三惟亡師‘五失’及‘三不易’之誨,則憂慎交懷,惕焉若厲。”⑾隋代彥悰非常推崇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在其著作《辨正論》中,具體列出“五失本,三不易”的內容,然後贊美說:“余觀道安法師,獨禀神慧,高振天才,領袖先賢,開通後學,修經錄,則法藏逾闡,理眾儀,則僧寶彌盛。世稱印手菩薩,豈虛也哉!詳梵典之難易,論譯人之得失,可謂洞人幽微,能究深隱。”⑿此中所說“梵典之難易”即指“三不易”,此中所說“譯人之得失”即指“五失本”。彥悰認為,只要執行“三不易,五失本”的譯經原則,就能表達印度佛經深奧難懂的佛教義理。

正確表達印度佛經的正確義理,這是譯經的根本目的,具體方法可以靈活掌握。如前所述,道安在《摩诃缽羅若波羅蜜經抄序》中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譯經原則,此經已佚,序言仍存。序言說明該經的譯出時間是建元十八年(公元382年),提出“五失本,三不易”譯經原則的時間,大概也是這個時候。跋澄翻譯《鞞婆沙論》的時間是建元十九年(公元383年),即道安提出“五失本,三不易”譯經理論的第二年。道安也為這部論寫了序言,其序稱:“趙郎謂譯人曰:‘《爾雅》有《釋古》、《釋言》者,明古今不同也。昔來出經者,多嫌胡言方質,而改適今俗,此政所不取也。何者?傳胡為秦,以不閒方言,求知辭趣耳,何嫌文質?文質是時,幸勿易亡,經亡巧質,有自來矣。唯傳事不盡,乃譯人之咎耳。’眾鹹稱善。斯真實言也。遂案本而傳,不令有損言游字,時改倒句,余盡實錄也。”⒀趙政提出的譯經主張,道安是同意的。趙政主張盡量保留經本原貌,不要追求華麗,不要過多修飾,保留原經的質樸狀態,也不要過多刪除(損言)。除“改倒句”符合道安“五失本”的第一條外,其余皆不符。說明道安在譯經實踐中,並沒有完全恪守“五失本”的原則。

二、注經

《出三藏記集》卷五《新集安公注經及雜經志錄》稱:“佛之著教,真人發起,大行於外國,有自來矣。延及此土,當漢之末世,晉之盛德也。然方言殊音,文質從異,譯胡為晉,出非一人。或善胡而質晉,或善晉而未備胡,眾經浩然,難以折中。”⒁這裡說明道安注經的原因。佛教起源於印度,傳入中國要靠翻譯,印中兩國的語言結構不同,發音不同,文質不同。從事佛經翻譯的人很多,他們有的通梵文而不通漢語,有的通漢語而不通梵文,譯出的佛經自然難懂,這就促使道安下決心注經。

道安所注佛經主要如下:

《光贊折中解》一卷

《光贊抄解》一卷

《般若放光品折疑准》一卷

《般若放光品折疑略》一卷

《般若放光品起盡解》一卷

《道行品集異注》一卷

《大十二門注》一卷、

《小十二門注》一卷

《了本生死注》一卷

《密跡金剛經甄解》一卷

《持心梵天經甄解》一卷

《賢劫八萬四千度無極解》一卷

《人本欲生經注撮解》一卷

《安般守意解》一卷

《陰持入經注》一卷

《大道地經注》一卷

《十法句義雜解》一卷

《義指注》一卷

《九十八結解》和《約通解》共一卷

《三十二相解》一卷

除以上注經,他還寫過《三界諸天錄》一卷、《經錄》一卷、《答法汰難》一卷、《答法將難》一卷、《西域志》一卷。

《出三藏記集》卷十五《道安法師傳》對此總結如下:“安窮覽經典,鉤深致遠。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跡》、《安般》諸經,並尋文比句。為起盡之意,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淵富,妙盡玄旨。條貫既敍,文理會通,經義克明,自安始也。”⒂

從道安的著作來看,他的佛學知識非常廣博,他所弘揚的主要是般若學和禅學,也涉及到小乘佛教、戒律等。《出三藏記集》卷七《道行經序》稱:“大哉智度,萬聖資通,鹹宗以成也。地含日照,無法不周,不恃不處,累彼有名。既外有名,亦病無形,兩忘玄漠,塊然無主,此智之紀也。夫永壽莫美 乎上乾,而齊之殇子。神偉莫美於凌虛,而同之涓滯,至德莫大乎真人,而比之朽種。高妙莫大乎世雄,而喻之幻夢。由此論之,亮為眾聖宗矣。何者?執道御有,卑高有差,此有為之域耳。非據真如游法性,冥然無名也。據真如游法性,冥然無名者,智度之奧室也。”⒃這裡所說的“智度”即般若波羅蜜。道安所講的般若學有二大特點:一、用道教的“真人”等名詞概念論述般若;二、把空、有兩過結合在一起,因為他提出“游真如據法性”的問題。大乘空宗主張一切皆空,並不承認真如法性。

道安的禅學觀點也很有特色,他把四禅、四無量心、四空定之十二門禅說成是“三乘之大路”。“三乘”即聲聞乘、緣覺乘和菩薩乘,前二乘是小乘,後一乘是大乘。道安認為,三乘證果,都離不開十二門禅。

道安對小乘佛教的推崇,反映在他寫的《鞞婆沙序》和《阿毘昙序》中,對戒律的重視則反映在《出三藏記集》卷十一《比丘戒序》中。梁慧皎著《高僧傳》卷五《道安傳》稱:“安既德為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范》、《佛法憲章》,條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天下寺捨,遂則而從之。”⒄這是中國佛教史上第一次制定僧規。本傳又記載說“安每與弟子法遇等,於彌勒前立誓,願生兜率。”⒅由此可見,道安是彌勒淨土信仰的先驅者。本傳又記載說:“初,魏晉沙門,依師為姓,故姓各不同。安每以為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獲《增一阿含》,果稱‘四姓為沙門,皆稱釋種。’既 與經符,遂為永式。”⒆道安首次規定,出家人皆姓“釋”,這種習俗一直延續至今。

三、編纂經錄

《出三藏記集》卷十五《道安傳》稱:“自漢暨晉,經來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記。後人追尋,莫測年代。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人,铨品新舊,撰為經錄。眾經有據,實由其功。”⒇從漢到晉,翻譯的佛經越來越多,有的譯師不記名字,後人追憶又搞不清年代。為清楚起見,道安著《綜理眾經目錄》,又稱為《道安錄》或《安錄》。說明譯師、譯時、新譯、舊譯等,使讀者一目了然。道安原著已失,大部份內容保留在僧佑著《出三藏記集》卷三、卷五當中。由此我們可以推知《安錄》大概面貌。《安錄》大概分為以下七個部份:

一、經律論錄,《出三藏記集》卷一的《新集撰出經律論錄》是在《安錄》的基礎上增補而成,共收經律論四百五十部,凡一千八百六十七卷。

二、古異經錄。《出三藏記集》卷三《新集安公古異經錄》說明如下:“古異今者,蓋先出之遺文也。尋《安錄》,自《道地要語》迄《四姓長者》合九十有二經,標為古異。雖經文散逸,多有缺亡,觀其存篇,古今可辨。或無別名題,取經語以為目,或撮略《四含》,摘一事而立卷,名號質實,信古典矣。”(21)道安以前的某些譯經,已不知譯師、譯時者,稱為“古異經”。這些佛經多為《阿含經》的某一部份,多為殘篇,有的題目也沒有了,就用經文中的一句話作為題目。

三、失譯經錄。《出三藏記集》卷三《新集安公失譯 經錄》說明如下:“佑校安公舊錄,其經有譯名則繼錄上卷,無譯名者則條目於下。尋《安錄》自《修行本起》訖於《和達》,凡一百三十四經,莫詳其人。又關、涼二錄,並缺譯名,今總而次,列入失源之部。《安錄》誠佳,頗恨太簡,注目經名,撮題兩字,且不列卷數,行間相接,後人傳寫,名部混糅。且朱點為標,朱滅則亂,循空追求,困於難了。斯亦玙璠之一玷也。且眾錄雜經,苞集逸異,名多重復,迭相散紊。”(22)“失譯”即已不知譯師之名。僧佑在肯定《安錄》的前提下,也指出他的缺點,太簡單化了,只注經名,不列卷數,還有很多重復。共收142部147卷。

四、涼土異經錄。“涼土”相當於現在的甘肅省武威。共收五十九部七十九卷。

五、關中異經錄。共收二十四部二十四卷。

六、疑經錄。共收二十六部三十卷。道安說明如下:“外國僧法,學皆跪而口授。同師所受,若十、二十轉,以授後學。若有一字異者,共相推校,得便擯之,僧法無縱也。經至晉土,其年未遠,而喜事者,以沙糅金,斌斌如也,而無括正,何以別真偽乎!農者禾草俱存,後稷為之歎息,金匮玉石同緘,卞和為之懷恥。安敢預學次,見    渭雜流,龍蛇並進,豈不恥之。”(23)由此可見,道安對偽經恨之入骨,一定要把它消除出去。

七、注經及雜經志錄。共收二十四部二十七卷。其中包括《經錄》等著作四部,關於《經錄》,道安說明如下:“此土眾經,出不一時,自孝靈光和已來,迄今晉興寧二年(公元366年),近二百載,值殘出殘,遇全出全,非是一人,難卒綜理,為之錄一卷。”(24)可見道安時代,譯師得到什麼經,就翻譯什麼經,還沒有受宗派、學派影響,也沒有系統性。

注解:

⑴語見《高僧傳》卷五,中華書局版《高僧傳合集》第31頁。

⑵⑶《出三藏記集》卷十五《道安法師傳》,中華書局點校本,第562頁。

⑷《出三藏記集》卷十五《道安法師傳》,中華書局點校本,第 562-563頁。

⑸⑹同上書,第563頁。

⑺同上書,第561頁。

⑻同上書,第289頁。

⑼同上書,第289-290頁。

⑽同上書,第563頁。

⑾參見《出三藏記集》卷八僧叡著《大品經序》,中華書局點校本,第292頁。

⑿語見《續高僧傳》卷二《彥悰傳》,中華書局版《高僧傳合集》第118頁。

⒀中華書局點校本,第382頁。

⒁同上書,第227頁。

⒂同上書,第561頁。

⒃同上書,第262-263頁。

⒄⒅中華書局版《高僧傳合集》,第312頁。

⒆同上書,第311頁。

⒇中華書局點校本,第561-562頁。

(21)同上書,第91-92頁。

(22)同上書,第98頁。

(23)《出三世記集》卷五,中華書局點校本,第221-222頁。

(24)同上書,第2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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