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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廷傑教授:《韓鏡清佛典翻譯手稿》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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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鏡清佛典翻譯手稿》序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韓廷傑

韓鏡清先生,1912年出生於山西省沁縣一個原籍北京的官僚家庭,在北京四中讀書時皈依常惺法師為佛教居士,法名慧清。上大學後,以此為號。從此開始學佛生涯,曾跟隨北京大學湯用彤先生赴南京,聽歐陽竟無居士講《晚年心得》。當時因父母年邁,沒能隨校去西南聯大,於是開始標點《成唯識論》的有關典籍。

1932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此間曾跟隨韓清淨居士學因明和《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等。當時佛學界有“南歐北韓”之說,韓鏡清先生對這二大家的佛學體系都曾學習過,為其佛學功底夯實基礎。

1936年在北大哲學系讀完本科後,繼續深造,師從湯用彤教授讀研究生,又在北京大學史學研究所研究佛教史。還跟隨周叔迦先生學習大乘佛教,在周先生的鼓勵下,開始學藏文,對讀漢藏佛典,並將某些藏文佛典譯成漢文。

讀完研究生課程後,曾任教於私立中國大學哲學教育系、中國佛教學院、天津南開大學哲學教育系等,又在華北居士林及菩提學會從事佛學研究和編輯工作。

1949年起,在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研究藏語。1952年調到中央民族學院(中央民族大學的前身)少數民族語文系藏語教研組。1950—1953年和1956—1957年參加中國科學院西藏科學工作隊語言組和民族語言調查工作隊,兩次入藏進行語言調查和編寫藏語講義。

1965年調到北京大學新組建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該所後歸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即現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我與韓先生結緣就是這個時候,我於此時在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畢業後,分配到宗教所研究佛教,與韓鏡清同時入所。

我們到宗教所後的第一件工作,是赴北京市朝陽區參加四清工作隊,所領導告訴我,剛來所的韓鏡清副教授和我們同往,要注意照顧。但我和韓教授被分配到不同的大隊,很少見面,更談不上照顧。

“四清”還沒結束,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我和韓教授同赴河南息縣五七干校,直至他1977年退休。

可見我和韓教授相處主要是動亂時期,很少談佛學研究。韓老入宗教所時是副教授,退休時仍然是副教授。退休前沒有著作,文章也很少。他的主要成果是退休後,他集中精力整理《成唯識論》的所有疏注,對《成唯識論述記》進行研究、校勘、補充和注釋,至1992年編成240萬字的《成唯識論疏翼》,並翻譯藏文佛典60余種,從退休至2003年去世,平均每年譯兩本書還要多,成果可觀。除此之外,還於81-88歲高齡講《攝大乘論》,為中國佛學院等單位培養很多優秀的佛學人才。

其譯著包括唯識、因明方面的《唯識二十論》、《唯識三十論》、《正理滴點論》、《定量論》、《略顯瑜伽師修習義》、《確顯三自性頌》、《辨法法性論》、《入瑜伽論》、《瑜伽師地論本地分菩薩地真實義品釋》、《瑜伽師地論攝抉擇分所引解深密經慈氏品略解》等。其中很多沒有漢譯本,學術價值極高。從其成果來看,評研究員綽綽有余,可惜退休人員沒有評職稱的機會了。

韓老還於1993年3月倡導成立慈氏學會,主要從事慈氏學經典的翻譯和研究工作,為我國慈氏學研究做出重大貢獻,開創了新局面。

非常遺憾,韓老沒有看到自己的譯著出版,就與世長辭了。其遺稿為手寫稿,彌為珍貴。為了保存這批珍貴資料,杭州佛學院願出資影印,實為功德無量!

韓老的譯著,我沒有詳細拜讀,對其價值很難具體論述。只能大略地談一點兒自己的理解。我覺得韓先生的重要觀點主要如下:

一、唯識的“識”字,在梵文原典裡用兩個字表述,一是vij?āna,另一個是vij?apti。在藏文佛典裡,vij?āna譯為“辨別識”, vij?apti譯為“了別識”。中國傳統佛教中,先輩譯師一律都譯為識,這對一般學佛者來說,已經夠了,但對以唯識為依歸者來說,分譯更有利於把握更精微更深密的唯識本義。唯識是唯了別識,辨別識則指在根境相觸時生起的認識作用,需要分層次地細究佛陀各種講法的委曲用意,才能深入理解其在唯識理論中的核心作用。

二、只有能分別識,沒有所分別相。實際上全部的佛法都是在講能相,否定所相,整個修學佛法的過程,就是一個認識唯能無所的過程。能遍計心是轉染成淨的樞紐,處處要在能上下功夫,時時只在因上做文章;而所遍計都是我,都是要徹底拋棄的自性,真正把所空掉之時,能也自然無法獨存,便可達到能所雙泯之境。

這個“只有能分別識,沒有所分別相”,可以這樣理解:離言境界中的能分別的識是能相,凡夫意識所分別出來的一切法就是所相。但韓老又進行了第二層次上的區分:能界定事物(起名、定義等思考)的名言稱為能相,所界定事物之相就稱為所相。也就是說,能相是第一層次中離言的能分別的識在名言境界中的表述,因為實際存在的能分別的識是沒有言說境界的,而佛為了讓我們證到真實,又必需對我們講述他證到的萬法唯識的真實情況——萬法實際上不存在,實際存在的就只有(妄以為存在萬法的)識,就必須在凡夫的言說境界裡假立一個能分別識的名言相,才能向眾生說法。名言境界中的識,是對識的描述,不是真正的識本身,被心識所認識的東西,就已經不是能進行認識的心識本身了,而是心識所認識的對象——所相了。但為了說法,我們可以方便稱它為能相,而把能分別識所分別出來的一切法稱為所相。實際上,這個層次上的能相和所相,從本質上說,根本就是“所相”,都是離言意識所分別出來的妄想,都是根本不存在的。

三、三性是整個佛法的核心,三性究竟圓滿地發揮了佛學中道義,清晰明確地解釋了所有佛說的甚深意趣,是我們聞思經論和指導修行的明燈。只要不增益遍計所執性,就是不損減圓成實性,這樣不執兩邊,就能實證真如從而如實觀見依他起性。理解三性的關鍵,在於分清依他起性和遍計所執性:依他起性是緣起有,但未證空性的凡夫感知不到;凡夫見聞覺知的一切法都是根本不存在的遍計所執性,必須徹底去掉,才能親證空性,從而以後得智現證依他起性的真實面目。

對於韓老的這些觀點,讀者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應當承認,他提出這些問題,促使我們思考,甚至於引起辯論爭論,這就是對佛學研究的貢獻。

中國存有大量漢文佛經,這是我國的寶貴財富。我國又存有大量藏文佛經,這同樣是我國的寶貴財富。很遺憾,漢、藏兩個民族在這方面的交流很不夠,其原因主要是兼通漢、藏兩種文字又懂佛法的人才奇缺。以前曾有法尊、張建木等從事藏譯漢的工作,但譯經數量遠遠低於韓老。在這方面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後人繼續做。曾有人設想成立譯經院,把現存梵文、巴利文、藏文佛典全部譯為漢文,我認為十分必要。

西方某些國家明文規定,研究佛學必須兼通梵、巴、藏等文種,這是完全必要的。只靠漢文資料,不可能准確把握經典原意,一種文字不可能百分之百地表達另一種文字的含義。佛經更是如此,如何翻譯佛經,譯經師們有個摸索過程。東漢至姚秦時期的古譯,多用格義。還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現象,佛教主張“無我”,只要遇到“我”字,一律刪除,佛經開頭“如是我聞”,為了回避“我”字,譯成“聞如是”,或者是整句刪掉。有的譯經師,生怕別人看不懂,邊翻譯邊解釋,把自己的話和佛、菩薩的話混雜在一起。

舊譯時期的鸠摩羅什,又大量刪減,如他翻譯的《大智度論》,刪減百分之九十。他翻譯的《百論》,刪減百分之五十。他翻譯的《中論》,有的部分次序顛倒,有的部分將梵文的一頌譯成二頌,等等。

玄奘是最偉大的譯經師,功不可沒,但他創立的新譯不能說一點問題沒有。如他翻譯的《因明入正理論》,在講到“宗”的時候,有一句梵本原文是“如聲常或無常”,梵文本的表述是全面的,外道立“聲常”宗,佛教立“聲無常”宗。玄奘有強烈的宗教感情,討厭“聲常”,所以他的譯文將此句刪掉。又如他翻譯的《阿彌陀經》,梵本原文只講到六方,他卻補充為十方。又如他翻譯的《五蘊論》,將心所法誤譯為心法。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很多。以上種種現象說明,研究佛教只靠漢文資料是不夠的。

筆者多年從事梵文原典研究,我認為只要對原典下苦功,肯定會有新發現,提出新觀點。韓老所以取得這樣的輝煌成果,與他鑽研原典密切相關。當然,藏文佛典還不能與梵文、巴利文相比,但藏譯本比漢澤本更接近梵文原典,這是肯定無疑的。

我們懷念韓老,追思韓老,期望我國佛學界以韓老為榜樣,使鑽研原典在佛學界蔚然成風。

是為序。

二0一0年八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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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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