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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立道教授:南傳佛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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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傳佛教研究

 宋立道

 

南傳佛教是中國人對流行於東南亞的佛教主流形式的稱呼。東南亞各國和南亞斯裡蘭卡稱為上座部佛教,歐美也用這一稱名。在中國曾被稱為“小乘佛教”,但這一名稱既不嚴密也有貶意,故已廢除。在日本學術界,稱為南方佛教。一

 在我國,專門從事南傳佛教研究的人員並不多,但涉及這一領域的不在少數,如佛教研究,中西交通研究,西南或雲南的地方宗教,西南民族文化、歷史、文學,東南亞歷史、地理、民族、文化、經濟等學科都會涉及到南傳佛教研究。相應地,國內(包括港台地區)的各東南亞研究所也都有人員涉及此題目。除我院宗教所、亞太所外,國內重要的大學和幾個地方社會科學院都有東南亞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如北京大學、中山大學、雲南大學、香港城市大學、淡江大學(台灣)、暨南大學(台灣)和雲南社科院等。但這些研究機構的目標大都集中在地區經濟發展、地區經濟合作、地區政治發展、國際政治關系及安全等方面,即令涉及佛教,也只視其為不甚重要的亞文化形態。因此多年來幾乎沒有一部經典性的南傳佛教研究專著問世。

 南傳佛教的研究歷來是國內佛教學研究中的薄弱環節,其研究實力與成果同漢傳佛教及藏傳佛教研究的現狀無法相權。中國近代以來,迄止1949年,這一領域幾為空白。據筆者了解,國民政府曾有一個邊疆工作委員會涉及雲南少數民族宗教,抗日戰爭期間,出於戰略交通的考慮,對於雲南少數民族宗教文化有過成果不大的調查工作。新中國成立後,國家民委及文化部都組織過民族文化調查,也有一些報告出版,但多半只是涉及或包含傣族等信奉的南傳佛教形態而不是專門的宗教研究。當然50~60年代,在中國佛學院工作的葉均、李榮熙等人也都翻譯或介紹過有關南傳佛教的歷史著作和經典。“文革”以後,這方面的工作雖有所恢復,但成果並不顯著。改革開放以後,隨西南經濟的發展,尤其西部開發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戰略之後,以傣族為主,包括景頗族、布朗族、佤族等在內的地方逐步加強同內地與境外的經濟文化聯系,漢地佛教的影響、民間信仰及儀式、商業主義文化都在滲入,原本相對孤立狀態下的佛教形態正在改變。如不抓緊田野調查工作,我們將喪失不可替代的宗教文化資源。而有關國內南傳佛教,我們掌握的文字資料並不多,深入研究又涉及巴利、泰、緬、傣等文字,因此,這種狀態若繼續下去,無論是對歷史還是現實的南傳佛教,我們在將來恐怕都拿不出像樣的研究成果來。

 這種情況已經引起了雲南地方院校和科研部門的重視。例如,2000年1~2月,雲南大學組成140多名師生參加的多個“跨世紀雲南民族調查”小組,對人口在5000人以上的雲南省25個少數民族村寨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調查。在文字總量達500余萬字的調查資料基礎上,形成了生態、人口、經濟、社會、政治、法律、婚姻家庭、文化、教育、科技、衛生、宗教等12個專題研究報告和1份綜合研究報告,文字總量約30萬字。還拍攝了4000余幅照片,內容包括生態環境、生產工具、生活場景、文化習俗、宗教活動等各個方面。調查組運用影視人類學的方法,拍攝了近100盤錄像帶。有些調查組對民族語言、民歌、民謠等進行了錄音,帶回一批錄音帶。此次調查的成果編輯成《雲南民族調查與研究叢書》,由雲南大學出版社公開出版發行。與南傳佛教相關的有《勐海縣曼剛寨傣族調查》、《瑞麗市弄島鄉等嘎村景頗族調查》、《勐海縣布朗山鄉新曼峨村布朗族調查》等。二

 1949年以後,在黨和政府的關心下,通過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努力,這一領域已有不少填補空白的研究成績。關於我國西南傣族地區的佛教傳入的時期的研究幾乎與新時期同步。1982年昆明召開了“上座部佛教傳入中國”學術討論會。處在起步階段的這個研討會雖然水平不高,但卻有開啟性意義。會上對於南傳佛教的傳入時期及其現存形式的派別屬性都有所爭論。至少到80年代末,人們對此問題並未達成共識。有學者以為,早在公元之初,佛教已傳入雲南的地區;有學者以為,南傳佛教是14~15世紀間由泰國傳入的。如果考慮由緬甸傳入的上座部佛教,時間可以推到更早一些。佛教最早傳入約為7世紀,因為無論其北方內地的漢傳佛教,還是南方境外的骠撣諸國的佛教都可能影響到整個雲南地區。這是可以由考古發掘和碑銘材料證實的。與此相關,也就涉及了佛教傳入雲南的路線,以及上座部佛教的分期問題的討論。聯系到傳入路線也涉及了流傳的佛教派別,它們各自所受到的上座部中城鎮與林居兩派的傳統影響,自然也就涉及了它在各地形成的風俗和節日等的異同。

 南傳佛教教理與思想研究,是一個重要而顯然有待深入研討的領域。50年代,國內有少數文章涉及。對於雲南上座部佛教僧伽的研究始於無憂的《我國傣族和布朗族僧階名稱語源》一文。60年代初,無憂系統地介紹了雲南上座部佛教的典籍,也引起了相關問題的討論。

 總之,國內南傳佛教研究看來還比較零散,也有隨機性的特點,目前也沒有系統的研究規劃。改革開放以來,直接在南傳佛教領域內耕耘而有所成就的有已故的鄧殿臣,還有趙桐和郭良鋆先生。當然近十年來南傳佛教研究又有了一些成果,但尚稱不上有突破性的成果,故在此不一一羅列。

 關於南傳佛教的經典,直到近代以來,才逐步引起了佛教學者的重視。例如,1944年由佛教居士蔣維喬、黃士復等人在上海法藏寺成立“普慧大藏經刊行會”,其後十年間,盡其所能廣收各藏中的佛典。與本文有關者,在其首次於漢語佛藏中收錄了不少20世紀初年以來由巴利文系統中傳譯過來的長部、中部經典等,其譯者為江百煉、芝峰、夏丏尊等。到20世紀最後十年中,隨國內改革開放形勢發展,南傳佛教研究有不少新成果問世,但有些著作只是涉及南傳佛教而非專著。著眼於整個南傳佛教的歷史與現實,研究界出現了跨學科研究的嘗試。除一般的歷史文獻和考古材料的研究,國內學者還有結合文化人類學、宗教人類學、宗教社會學和宗教政治學理論來觀察研究南傳佛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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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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